编者按：吴阶平，191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是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健小组组长。
1999年3月21日上午，我们六位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和其他两位老同事，一起去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
那天，碧空如洗，风和日丽。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吴老沏好了清香的茶水，等候在那里。他说：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十分想你们。见到你们，我的心情十分高兴和激动。
吴阶平做江青的保健医生
吴阶平说：1968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一位叫董长城的医生，把我叫到中南海，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问到哪里，他严肃地说：你别问，去了就知道了。他要了一辆汽车，把我带到了钓鱼台17号楼的小客厅。我奇怪地问：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把你带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任务，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一会儿，周总理和汪东兴来到小客厅。总理很和蔼地对我说：吴大夫，江青同志病了，发高烧，我们经过认真了解和研究，决定请你给她做保健医生。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吗？我赶紧说：总理，我是泌尿科医生，做保健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总理耐心地说：你有困难可以提出来，想办法克服嘛。我说：最好找一位内科医生，例如北京医院的内科专家吴洁同志，他比我更合适。总理仍然很和气地说：可以嘛，请他来。他来了，也是由你组织会诊和研究治疗方案。我想总理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我不能占用他很多时间，况且，他的指示我还是要坚决执行的。我不好再推辞，就说：那我就试试看吧。总理说：不是试试看，是一定要认真努力干好，这是政治任务。我说：是。
周金铭（曾任江青的警卫员）回忆说：那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晚上，江青和姚文元一起在钓鱼台17号楼看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江青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看完以后，就立即提出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们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程夫人住在什么地方，找北京市的相关单位问了大概位置，老杨开着一辆破吉普车，边走边打听。江青的车跟着在后边走，汽车开得很慢，好不容易才找到程砚秋的家。程夫人了解到江青是专程来看望她的，很高兴，也很激动，一再向江青表示感谢。江青问：你保存没有保存程砚秋的剧照？程夫人说：有。于是，她就很快拿出了几本大影集摆在江青面前。江青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张一张地欣赏，看了很长时间。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刮着风，气温比较低，江青受凉了，第二天就发起高烧，一连几天都不退。江青很紧张，总理也着急，才把吴老请到江青那里，负责她的保健工作。
江青没病要输血
吴阶平回忆说：大概是1971年，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输血，问我有没有副作用。我说，人跟人不一样，有的输血有副作用，有的没有。我心想：江青身体好好的，输什么血呢？万一有了副作用，她怪罪下来该怎么办呢？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她要求输血就输吧，但是，要认真做好各种抢救准备工作，搞一套方案，做到有备无患。江青这个人很奇怪，别人输血是躺着，她非要坐着输，一边看电影，一边输血。输了一半，她说不舒服，我们就把输血针头拔掉了。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输血的事。
我补充说：第二天，江青叫我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她输血的事，并提出以后还要输血。毛主席得知江青在没有患病、不需要输血的情况下输血，很不满意，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江青：“现在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还是食物治疗的好。鸡鸭鱼肉逢者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身体稍有不适，无须大惊小怪。身体的好坏，主要是靠内因起作用，同时，也靠锻炼。”
江青疑心大
吴阶平说：江青这个人疑心特别大。1972年8月江青到广州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会谈，就没有叫我跟她一起到广州。她对我产生了怀疑，对我不满意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邬吉成（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说：那个时候，江青对我也很不满意，也没有叫我去广州，是叫中央警卫团副参谋长李连水同志去的。
我解释说：那个时候，江青怀疑吴老指使周淑英（曾任江青的护士）做“坏事”，和小周合起伙来“伤害”她的身体。小周被江青抓起来了，江青怀疑吴老也不是好人。因为吴老是中外驰名的医生，对吴老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广博的知识、很好的表达艺术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很多中央首长都表示特别满意，都愿意叫吴老看病，江青也离不开吴老，所以，她才对吴老没有下毒手。
吴阶平接着说：1975年康生病重，中央叫我担任康生医疗小组组长。康生去世以后，又安排我担任周总理医疗小组组长。那时，中央还成立了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医疗领导小组。我们医疗小组针对总理的病情，经过反复认真的检查和研究，拿出治疗方案，经医疗领导小组批准以后，才能进行治疗。我们对总理的病情诊断和治疗工作，非常认真和谨慎，责任重大呀！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他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后来，我又担任了主席医疗小组组长，我们同样尽了全力进行医治，但是很不幸，毛主席于同年9月9日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去世以后，我被派到地下工事保护主席的遗体。有一天，汪东兴同志到地下工事检查工作，他老是对着我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你是一个好医生、好同志，但是，江青说你是个特务，真是莫明其妙。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主席的遗体转送到纪念堂，我的任务才算完成了。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到外地和出国的机会。我明白，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多次保护过我，我非常感激他们。
高成堂（曾任汪东兴的秘书）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同志犯了错误，为此多次作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毛主席认为他的检查可以了，原谅了他。可是江青却不原谅，抓住他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叶群摔死以后，江青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大约是1972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经济问题。江青为了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故意转移会议议题。她在会上讲，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中央办公厅主任该换一换了，汪东兴同志不要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建议由纪登奎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一听就火了：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非常霸道，站起来走到汪东兴的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叫：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的时候，汪东兴同志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了以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含着泪花，汪东兴的眼里也含着泪花。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东兴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拿起电话，原来是总理催促汪继续参加会议的。汪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汪刚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主席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主席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这样才使得江青的阴谋彻底破产。汪东兴同志是一位工农干部，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糊涂、不迟钝、记忆力好，敢于大胆地在主席面前揭露江青的问题，这点很可贵，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护士周淑英被关押
在谈到1972年3月5日晚上，江青强迫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钓鱼台17号楼审讯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曾任江青的护士）的问题时，大家都非常气愤。周金铭说，江青审讯我们的唯一收获是叫纪登奎把周淑英抓了起来。第二天，江青把纪登奎叫到钓鱼台10号楼，向他正式下达了逮捕周淑英的命令。不久，就把小周从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抓到北京关押起来，与世隔绝了。
我说，汪东兴同志多次跟我们说，他不同意纪登奎抓周淑英，叫他冷一冷，过几天再说。纪登奎非抓不可。他说，首长（指江青）说话了，首长的指示，我还是坚决执行的。汪东兴同志说，你非要抓周淑英的话，就给我写一个条子，说明你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抓走了周淑英，否则，将来说不清楚，纪登奎很痛快地答应了。汪东兴同志说，纪登奎的那张条子，现在还在他那里。
周淑英是当事人，她回忆说：当时叫我到“五七”干校劳动，一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后来，我又想：劳动人民还怕劳动吗？劳动锻炼锻炼也好。我刚刚适应那里的环境，突然有一天，“五七”干校的领导通知我回北京。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一个姓姜的（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把我从北京站接走了，送到西郊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当时有两个女的负责对我的管理。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分别审讯过我。他们问我：1970年8月的一天中午，你在庐山到哪里去了？还有，某天你在上海住地拉窗帘有什么目的？这两个问题真是莫明其妙。我说我被组织上调到那里工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是忠心耿耿的，我问心无愧，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们没有再问别的问题。看守我的两位女同志，其中一位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位对我不太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代什么？我是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的。我始终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
那个时候，我气愤极了，悲观极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色的，一块灰色的。我用一块头巾把那两块布料包好，给江青退了回去。我想凡是她给我的东西，一点点痕迹都不留，通通清理掉。我屋里有绳子，我不准备留在这个世界上了，想一死了之。那时我的心情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不知什么原因，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被退了回来。（笔者向她解释说：汪东兴看到你退的东西，担心如果江青看到，非激怒了不可，非把你往死里整不可。因此，他把东西退给了你，也真是用心良苦啊。）当看到我退给江青的东西又被退了回来，我气极了，拿起剪刀就把布料、头巾剪了个粉碎。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党组织。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楚了，不能感情用事。我战胜自我，终于活了下来。
程师傅能对付她
吴阶平说：我们在江青那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被江青整过，有的被她整得很惨。对付江青，最有本事的就数程汝明（曾任江青的厨师）师傅了。他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时间最长，有十几年的时间。程师傅有对付她的办法，江青反而对他没有办法。
程师傅说：我是1961年到主席那里工作的，刚去的时候，给主席和江青做一样的饭菜。但是，主席想吃的，江青不想吃；江青想吃的，主席不想吃。这也难怪，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嘛。我们当厨师的很难办。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韩师傅，叫韩二福。江青不吃葱花，韩师傅做菜老放葱花，每次吃饭时，江青都是嘟嘟囔囔的。后来才知道，她不吃葱花是假的（她吃烤鸭时照样用小饼卷葱丝），是故意刁难我们做饭的。由于江青经常在吃饭的问题上和我们闹别扭，经过研究，决定我和韩师傅开始分工：韩师傅专门为主席做饭，我专门为江青做饭。江青难伺候得很，这顿说咸了，那顿说淡了，经常发脾气，批评我。我的办法是，她发脾气时，我不解释、不吭气。她说这顿菜咸了，做下顿时，四个菜里只有一个菜放点盐，其他三个一点盐都不放；她说这顿菜淡了，做下顿时，我在四个菜里都有意多放一点盐。
江青吃饭的口味经常受情绪影响，情绪好的时候，吃得很香，什么都不说；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是说咸，就是说淡。我是中国当时唯一拿中餐和西餐两种特一级证书的厨师，还不知道菜的咸淡？她说味精是化学制品，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对血液有危害，做菜时不叫放味精和骨头汤，但是，又要求有味精和骨头汤的鲜美味道。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就用少量油加清水炒。她觉得没有味道，发脾气。遇到这种情况，我不慌，也不害怕，做下顿时她准说，程师傅呀，饭菜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知道她是故意给我出难题。
程师傅自信地说：我不怕她打击、陷害我。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对我很熟悉，很了解，也很信任。主席多次肯定过我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江青不敢轻易给我下什么“坏人”的结论。如果她真的把我定为坏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就向主席报告去，主席一定会保护我的，这一点不但我清楚，江青也清楚。假设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同志和朋友，他们会及时向主席报告的。只要主席知道了，我就有救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做了不少坏事，陷害了不少无辜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断定她绝没有好下场。这些话，我跟杨银禄同志说过。
我当然记得：对，你是在10号楼的厨房里对我说的，“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那次会见，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也成为一段难忘的记忆。
注释
1962年，周恩来总理派他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遭到阻障的左肾，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完满的结果。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介绍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同记者见面（新华社于1962年5月7日发了消息）。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维也纳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三个月内或者最迟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出此总统可以避免动手术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设宴欢送中国专家。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后，苏加诺有个伤风感冒的，也要把吴阶平请去。
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吴阶平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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